上周在电视上看到上海交大110周年校庆文艺演出，演出内容甚是平淡无奇，我屡次想换台，但母亲大人不同意，于是老老实实的看，后来关于钱学森那一段超长无比的短剧，我妈也不能忍受，终于换台。再次换回上海东方卫视的时候演出几近结束，主持人开始煽情，提到什么交大要建成为“东方mit”，觉得……（我对交大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，首先声明）正好这周和同学关于大学的问题（不是择校）讨论很多，有感而发，于是想写点东西了。

印象中喊这个口号的学校不止一个，华中科技大也喊过，或者说也在喊。我对华中科技大也没有任何不好的看法，甚至印象不错。举个例子。去年夏天apple6666他们建筑系去云南大理写生，具体给每个学生的补贴有无或者有多少我没有考证过，不过不影响我下面的论述。华中科技大的建筑系的水准，不敢断言不好，但至少和东大的建筑学院不是一个级别的（人家都升为学院了-_-b），但是还千里迢迢奔赴云南，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给学生写生，至少在心理上，学生会觉得比较愉快。相比之下，东大的建筑学院，每年拿着高额的经费和创收，安排学生去安徽的破败农村一隅写生实习，每人补贴100块钱，等于没有补贴，学生觉得颇不爽，在那种地方，什么都没有情调，怎来心情艺术创作。枉东大建筑学院在全校搬迁之际稳坐钓鱼台，说是在本部接受人文熏陶，你让学生面对的是怎样的自然呢？这个问题我和Kenny同学谈过，Kenny说，东大的特点就是小气，虽然也有个别院系很阔绰。

说正题，大学。最近的一期南方人物周刊上援引了某作者的话，说创建一流大学，物质条件、健康体制和精神气质是三个基本要素，周三下午课堂上看到的。就在中午，同宿舍的在一起聊天，说为什么中国办不成一流的大学，我说缺钱，钱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，然后留不住人。有两点和文章作者契合。室友非常不爽，说高中的时候老师说我们的实验室条件有限，到了大学你们就可以享受好的实验室了，结果到了大学还是没有。大二的时候有个老师说，东大的物理实验室已经很不错了，国家给钱的，我们当时惘然，原来国家拨款的效果也不过如此。再想到高中的时候老邓读过的某本书的序，言辞之激烈，内容详情已不甚清楚，但老邓读此文时候的愤慨我记忆犹新，大意关于我们的钱用到了哪里，投给学校的钱才有多少；我们学校的钱又用到了哪里，真正投给教育的又有多少。周中的文章上说，我们喊着创办世界一流大学，但面对连“洗脚费”都向学校报销的越来越多的高校腐败，一流大学的梦想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。对于学生必须的科研活动，一个富得冒油的学院仅给予学生少的可怜的经费支持，这是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呢，还是抹杀他们进取的热情？钱都用到了哪里呢？

另一个关于钱和体制的问题。最近听Kenny说建筑学院除了和宾州大学以外，和Berkeley也有合作，我在羡慕的流口水的同时，却也突然担忧起来，合作交流的机会是给谁的呢？我害怕我的经验主义得出的结论也同样适用，即顶级牛人外加关系户。周中一位朋友抱怨说，他们学院有一个推荐去德国乌尔姆大学的名额，结果学院选都不选直接派了第一名过去，又不考虑其他能力。我安慰她说这件事虽然不妥，但至少表面上看来机会不是给了关系户，而且你们学院把第一名的学生派出去了，做得还比较大气。聊凡同学是参加了香港理工合作项目得以出国的。我大一时候认识一个女生，高考成绩还算不错，南大足够，但是她一心想去香港，考虑她的成绩到了南大可能不足以参加选拔，于是选择了东大，结果东大的选拔划了分数底线的同时还划了上限，她非常郁闷的不得不呆在学校。如果这样的划定选拔上限是为了留住学校认为非常优秀的学生，我觉得学校也未免太幼稚。留的住人留不住心，一心想走的人，四年后还可以选择考研或者出国，甚至工作，对你会有多大的收益？不能网聚人的力量，就是学校的失败。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很多，说到底，钱不是唯一要素，甚至不是核心要素（我是指薪酬待遇），“做人要厚道”，办学也要厚道。比如不要用论文频率来憋死学者，把他们逼上剽窃的绝路。不过似乎在中国，“剽窃”不是件什么严重的事，比如某人安做校长风平浪静。去年和一个亲戚吃饭，NYU毕业的，学的是文史，在美国任教，跟她说关于博士剽窃论文一事，她感到这实在是奇耻大辱，这样的导师怎么还能稳坐钓鱼台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呢。对于论文数量看得很重，对于“剽窃”倒抱着无所谓的态度。现在我们每个人要求完成2学分的课外研学活动，但是多数人都是迫于学分的压力广泛抄袭，幸而我因为其他活动得以修完这2个学分，不然我也也很可能投身剽窃大军了。这不能单怪学生，研究经费有限，研究条件有限，人又太多，僧多粥少，外加校区分割，学生和导师联系不方便，只能说，这2学分的要求有点异想天开，当然学生总有办法修到，毕竟是危及学位证书的事。

说来说去，钱和体制是诸多学校的致命软肋，若不是钱，南大也不至于迫切的希望和东大来合并，虽然这事已确定不可能。作为东大人，我理解学校的决定，并且有保留的支持。除了钱和体制之外的问题，就更多了去了。周中的文章——算了，老这样提有点麻烦，其实是原载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，叫做“北大再喊穷，中国教育怎么办？”，摘录全文如下：

　　从1999年起，教育部开始推出实施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的财政倾斜政策，受惠者就是北大等几所名牌大学，每年增加的投入约为100亿元，清华、北大各自分得18亿元；而中国义务教育在校生占各类在校生总数近80％，经费投入却不足60％，其中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低于30％。很显然，中国的教育投入是不均衡和不公平的，甚至连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都说：“国家对少数几所学校重点投资，一两年内可以，如果长期这样做是不公平的！”

　　教育经费本来就欠缺的情况下，举全国之力打造一两个所谓“世界一流大学”，但这种倾斜似乎没有解决大学资金的饥渴症——北大校长喊穷了，用“创世界一流大学”的名义呼吁国家继续加大投入。难道说，没有了国家投入，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产生了？

　　创建一流大学确实需要物质保障。不要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常遭遇经费短缺难题，再富有的大学也难免受钱的困扰。哈佛大学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，平均每年通过校友捐赠等途径，募集到的经费为10亿美元之巨，但每年还要为下个年度的开支而发愁，以至于陆登庭校长把自己比作是“一个贫穷的国王”，可是没有哪一个一流大学会理直气壮地向政府伸手。长期的重点投入机制，已经使我们的许多名校养成了政府投入依赖。

　　仅靠金钱是堆不出一流大学的。就说北大吧，蔡元培主校的1917~1923年，就大半处于基本教育经费无法得到保证的时期，可这个时候开创了北大精神。在1938年的抗日烽火中创办的西南联大，不到1000人,只办了七八年，却培养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（1955年时称为学部委员），占当时全国学部委员的25％！办学的硬件条件最差，培养人才的业绩却最好，这是金钱所不能创造的奇迹。

　　香港学者丁学良在他的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》中指出，一所大学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，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：一是物质实力，二是制度，三是精神气质。现在的大学纷纷提出要在20年内创建一流的大学，仅仅把目光盯在了大学的扩招、扩建以及所谓“大学城”的建设上，似乎只要物质条件上去了，就成一流大学了。可当我们看到“校长一课堂、处长一走廊、科长一操场”，看到膨胀的教授和博导队伍，看到连“洗脚费’都能报销的高校腐败，看到学术资源被垄断、学术民主被压制、学术评价缺失公正时，一流大学的梦想恐怕正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絮絮叨叨，洋洋洒洒，貌似和文题不挂钩，拉倒。我只是想说，一流大学还很远，至少，以我们现有的状态，建设一流大学，还太遥远。另外，拜托，不要谁都叫嚣建设综合性大学，mit是牛校，但是人文科学领域也是一般，Caltech是小学校，人少，教员少，什么博导也不多，但足够牛，足够独当一面，规模小有什么关系，反而物以稀为贵，每年多少人削减了脑袋往里面挤，多半是个rejection，这个是牛校，是一流，但不是什么综合性大学。最近在我的熏陶下，我的室友也开始蠢蠢欲动，有个人说，等我研究生毕业，我要试试看能不能出去。“出去”不是终点，终点是你真的有所试炼，有所进步，并且对他人有所回报。我是很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大陆真的出个世界一流，真的出个东方mit，我也不枉此生了。

末了，看到一个现代版的“三顾茅庐”的故事。总不能外国的月亮总比中国圆，总不能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吧。这个故事，我想是个好的例证：

　　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，被错误地划成“右派”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，而几乎与摘帽同时，就不得不“自愿退休、安度晚年”。“文革”前的三级教授，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，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。他的夫人、词学家沈祖盞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。程千帆的厄运，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、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、南师教授徐复等“同门好友”的关注。他们公推洪诚先生回宁后向匡亚明校长汇报。匡校长了解到程确有真才实学，当即作出决定：这样的人才，别人不用我们要用。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，南大就包吃包住，一定要让他有用武之地。

　　匡亚明派当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的叶子铭去武汉接洽，叶花了两个多小时，转辗找到程千帆当时所住的紧邻小渔村的破屋，转达了匡校长聘他为南大教授的意向。时已65岁的程千帆到南大中文系上第一堂课时，匡亚明约了范存忠副校长一起前来听课，并叮嘱所有同事都应以“教授”称呼程老。

　　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先生，也愿回母校工作(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)，匡校长果断地决定“一起接受”。

　　程子帆、张月超两位先生聘至南大后，财务处在按哪一级职称待遇发工资的问题上一筹莫展。因为“右派”幅子已摘，但工资待遇仍未恢复。南大党委专门研究后决定：每人先按150元月工资发放。财务处仍为此款从何名目下支出而为难。匡亚明果断表示：“从哪里支出我不管，但每月必须先把这一笔钱发到他们手里。”财务处坚决照办了。

　　1979年初，中央下达甄别错划右派的决定，匡校长立即让中文系派员在正月初八前专程乘飞机赶到武汉，磋商为两位先生平反的手续，但关于程先生的平反却磋商无果而返。匡亚明专为此事呈请江苏省长惠浴宇，由他写信给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，请他出面干预，才圆满解决了程千帆先生的平反问题。

　　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、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，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。陈白尘、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，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，为中国古代文学、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校授予权(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)作出了重要贡献。程千帆教授曾动情地说：“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，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。”

想起来有一句话忘记说了。我强烈建议研究生入学考试将语文作为必考科目！（虽然我是不打算考的）这是我痛苦的写作文的过程中得出的最深刻的体会。英语是要考的，数学是要考的，专业课是要考的，政治……*^*&^&^&**&不谈，语文也要考！就考思想和表达！如果连思想都没有，如果不能够顺利表达思想，拿什么资本做学问？老罗分析许国璋英语，说看他汉语都表达不好，英语怎么能好？这话是有道理的。失去了对自己母语的掌握，失去了基本的思想，可怕……